河南消費者吃雙匯火腿吃出黑蟲，索要“惡心費”被指敲詐，經本刊報道后，戲劇性地由一起普通讀者投訴事件，迅速升級成為“黑蟲火腿”熱點新聞。在引來公眾和全媒體圍觀的同時，也引發了人們對“中國式”消費維權處境的深思。

　　中國消費者的維權行動大致可以分成4個時期：

　　從1983年底中國消費者協會成立到1990年代初聲勢浩大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，政府在這10年里有步驟地引導國人的質量意識和維權意識，這也是中國消費者維權意識的啟蒙期；及至1993年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立法施行，中國消費者的維權開始制度化，個體消費者的維權活動進入活躍期；又8年之后，2001年3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》正式公布實施，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精神賠償的范圍、標準及可訴訟主體，消費者的精神損害賠償也有了法律依據，并且可操作性大大增強；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，伴隨著全媒體的發達，消費者網絡維權開始成為新興力量。

　　綜觀中國消費者30年的維權歷史，實質上是消費者與生產者（企業）反復博弈的一個過程，雖然消費者的維權之路越走越寬，但必須看到的是，消費者的維權之路始終步履維艱。圍繞究竟什么是“敲詐”、“維權的邊界在哪里”等焦點，多年來人們一直模糊不清，激烈爭辯。

　　由于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及自身素質局限，消費者天然地處于弱勢地位，加上司法救濟及社會建設方面的缺位，多年來大多數時候消費者處于“被動維權”的位置。同時，按經濟學理論，消費者的維權活動是“不經濟”的，維權的高成本與低收益也不同程度地在挫傷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。據消協統計，中國消費者維權獲勝后，賠償金平均為700多元人民幣，而美國平均每案消費者獲賠35萬美元，是中國的3700多倍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就企業而言，在維權的應對上，對消費者負責還是對老板（股東）負責？怎樣負責？這也是企業管理者長期糾結的一個問題。

　　更深層的原因是，消費者與企業的博弈，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經濟活動，它的起伏進退始終和中國經濟的脈搏同步。消費者與企業除了受看不見的手——市場的力量制約外，政府、政策、法規乃至社會的非市場力量也深深影響著維權過程的起伏進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