醫藥代表揭秘醫療器械的暴利鏈條 30元的紗布賣到300多 前不久結束的兩會中，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里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：“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，出廠價不過3000元，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.7萬元；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，到岸價不過6000元，到了醫院便成了3.8萬元。”董協良說，9倍的心臟支架暴利已經超過了販毒。 從醫多年的董協良怒揭黑幕，再次刺激著每個人的神經。
一件醫療器械從出廠后直至被患者使用，身價也翻了幾倍甚至十幾倍。其中的巨額差價因何而來？這么大的差價又去了哪里？
一位從事多年醫藥代表的業內人士揭開了這條暴利的鏈條。
說法
北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一位教授表示，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源在于醫療體制問題。
從本質上說，醫院應該是非營利性的機構，而不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商業機構。但是目前，國家對于醫院投入不足，從而導致醫院要自己養活自己。
另一方面，醫生付出的辛苦沒有在工資上得到體現，醫生工作強度很大、風險很高，但是實際工資卻不高，導致醫生通過其他手段去得到利益，而最終的利益受到損害的就是患者。
國家應加大對醫院的投入，出臺相關的法規或制度，讓醫院對藥品以及醫療器械的招標使用更透明，監督醫院中相關領導和部門的權力，如此才能解決藥品和器械因為中間利益的驅使，在大幅漲價后再被患者使用的局面。
灰色地帶
“得接醫生孩子放學”
早上8點，朱宏(化名)準時出現在一家三甲醫院的門前，他和熟識的醫生打著招呼。下午3點半，朱宏也準時走出醫院大門“下班”，靈活的上班時間讓他的很多朋友心生羨慕。朱宏并沒有回家，而是直奔一所小學，在門前等著學校放學，“我得接醫生孩子放學啊，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不把醫生伺候好了，他就不用我們家的產品，不買產品我就不能完成工作量，這樣我的工資就少得可憐。”朱宏連珠炮似地說出一連串的連鎖反應。
朱宏這種“規律”的工作時間，已經持續了三個月。
四年前，朱宏畢業于一所醫科學校，來到北京后，成了一名醫藥代表。學了七年醫學的朱宏時常后悔自己的選擇，“我現在也沒想明白，我怎么就沒當醫生，而成了醫藥代表了呢。”畢業前，朱宏常能聽到某些師哥師姐在“藥代”圈子里混得如何了得的故事。“這可能也是我進入這行的理由，和他們相比，現在市場競爭激烈。他們那時候能吃到大魚大肉，我們現在能喝到粥就不錯了。”
最初，朱宏是一家為國內藥企做銷售的公司的醫藥代表。一年前，他從公司跳到了一家為醫療器械企業做銷售的公司，工作依舊是醫藥代表。“藥品的價格控制得很厲害，這里面的利益空間也開始變得越來越低，而醫療器械的價格目前還沒有被控制，可操作的空間也比較大。”朱宏說，一家醫院想進藥品是要進行公開的招標、定價的環節，而在醫療器械的采購中，沒有公開的招標和定價。“這里面的學問可就大了。這樣，用誰家的產品，那就是管事的人一句話的事兒。”
“作為醫藥代表，我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拿下說了算的領導和醫生。”朱宏說，醫藥代表本來是負責咨詢答疑公司的產品的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。如今的醫藥代表主要負責開發臨床業務，也就是盡量結交醫生，讓醫生利用手中的處方權多開自己公司的藥品，然后負責給醫生分發“回扣”。
“藥企與醫生間是什么樣的關系？”朱宏把記者的話重復了一遍，沉思一會抬頭說，“灰色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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